刘若英的《后来》，一晃已经唱了20年。20年后，她带来了电影《后来的我们》。电影的最后，见清的爸爸在给小晓的信中，如此写道：

“缘分这种事，能不负对方就好，想不负此生却很难。可能这些都得等你老了，才能知道。”

相信缘分，不负彼此。无论山高水长、四海八荒，无论贫瘠时光、富足年华，遇见了就去成长。后来的我们，终会成为最好的我们。

刘若英的《后来》，一晃已经唱了20年。20年后，她带来了电影《后来的我们》。电影的最后，见清的爸爸在给小晓的信中，如此写道：

“缘分这种事，能不负对方就好，想不负此生却很难。可能这些都得等你老了，才能知道。”

相信缘分，不负彼此。无论山高水长、四海八荒，无论贫瘠时光、富足年华，遇见了就去成长。后来的我们，终会成为最好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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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国有企业医院逐步告别时代，不仅是一次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的行为，还是国运裹挟下社会资本办医的时代浪潮，更是打破行业阶层固化的历史性、系统性与制度性机遇。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导致西晋王朝危在旦夕。北方已乱，司马皇族难以立足。具有战略眼光的王导，建议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进驻建康（今南京）。公元307年，司马睿来到建康，开创东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的王导，史称“王与马，共天下”。王氏之后，谢家登场。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百万之兵伐晋，主政的谢安临危不惧，以八万精兵打败前秦苻坚，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士族文化在东晋达到顶峰，阶层固化横跨整个朝代，王谢两大家族更是延绵至南朝时期。但是作为六朝巨室，至唐时，那些高大厅堂的檐檩之上的旧燕，早已是沧海桑田。唐朝刘禹锡的怀古名篇《乌衣巷》有句著名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阶层固化，终究抵不过体制更替与时间轮回。

阶层固化的建立与突破，都离不开国运这张看不见的网。国有企业医院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共和国的工业成长史。从50年代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国家一五计划，到60年代中苏交恶背景下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为时代号召的三线建设，众多扛起背包肩挎梦想的年轻人，横穿几十个省区，用青春、血汗和生命，建起了几千个工矿企业，以及背后几千家国有企业医院。

从此，众多国企医院成了医疗体系版图中的另一种“中国特色”：为工业企业安全生产保障保驾护航、为国企职工及家属看病方便保驾护航。作为医疗机构，国企医院与国企学校一道，对那群背井离乡支持祖国工业化建设的时代人来说，是一种单位托底的保障感，一种精神家园的归宿感，一种心灵慰藉的安全感，一种走在时代潮头的自豪感。

一个寄托着时代工业发展与几代人工业梦想的医疗拼图，在以后的几十年时光中，任凭医改多次牵动国人、多次激辩于庙堂、多次撕扯于江湖、多次停滞不前又多次形成阶段性改革成果，国运裹挟下的国企医院，从来都是最沉默的那个群体，有时出席，偶尔列席，多时缺席。

缺席了医保扩容背景下的公立医院快发展的黄金十年，缺席了超级医院发展的华西模式与郑大一附院模式，缺席了资本支持下的民营专科连锁发展模式之后，如果把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视作一个森林里的生态链，那么几千家国有企业医院长期处于生态链的末端：财政支持不如政府公立医院、教学科研不如大学附属医院、政策保护不如部队医院、市场拓展不如莆田系医院。甚至，在过去几年钢铁煤炭石油等大宗商品低迷的年月，国企医院还经历了降薪与限制人才引进的釜底抽薪般的自废武功模式。

无论是《资治通鉴》所描述的二十四史，还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40年，在一个消费长期没有被激发的人口大国中，但凡与国运同行，即使是无意中被国运裹挟，从来都会迅速发展成为万亿级的市场：无论是以解决外汇需求为出发点的国际贸易，还是以国有企业融资纾困为出发点的上市金融潮，或是解决取消福利分房为出发点的房地产，亦或是适应信息高速公路为出发点的互联网行业，无不如此。

在为几千家共和国长子的国有企业保驾护航半个世纪之后，国运终于站在国企医院这边。医保供给压力与老龄化不备而至，成了社会资本办医迅速乘风破浪的巨大推手。在国务院办公厅多次下发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文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再到健康中国战略之后，据今年5月最新统计数据，我国社会资本投资举办的医院数量19461个，占全国医院总数的60%。社会资本办医以数字说明了长期被压抑、长期被漠视、长期被边缘之后突然重见天日的巨大需求井喷与强大供给实力。

2000多家国有企业医院，在中央吹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号角后，终于在改革开放40周年赶上了改革的末班车。长期缺席改革座次的国企医院，终于在这个有意义的年份迎来了系统性与制度性的阶层固化突破。从二级部门到一级法人，从后勤保障单位到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从行政指令到法人治理结构，从政企不分到“三会一层”，从财政补贴到股东投入，从工业企业辅业到各大集团主业，从固守母体企业市场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历次医改的旁观者到社会资本办医的领航者，国有企业医院在面临公立医院限制扩张、部队医院改革收编、莆田系医院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以改革者、创新者、引领者的角色，成为整个行业的话题与课题，一举打破在医疗机构这片森林中长期处于生态链末端的阶层固化。就如同东晋时代的阶层固化，面对国运的大潮，至初唐时期，终成一朵朵历史的浪花。

随之被打破阶层固化的，还有伴随国有企业医院一路走来的医院职工。国家要求2019年后国有企业不再给医院提供任何资金补贴。2018年12月20日，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的通知》，其中最吸睛的就是编制改革，要求全面推行聘用制，医生职业不再是铁饭碗。那些依然抱残守缺、观望迟疑、习惯了大锅饭、习惯了薅供应链羊毛、母体企业业绩好转就抗拒改革、甚至不惜打政策擦边球能拖一天是一天的国企医院员工，他们在改革大潮中终将再次缺席，甚至彻底离席。相反，那些开放胸怀、阳光心态、拥抱变化、喜迎改革的职工，如同过去十年买房就是最大的国运福利一样，抓住社会资本投资带来的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契机，将引领下一个至少二十年的医疗改革风潮。

上图是新里程医院集团旗下兖矿总医院的社区医疗机构改革。十几家长期缺乏资金、设备、人员、技术、情感支持的分院和社区，在国家鼓励分级诊疗体系及兖矿总医院打造内生型医联体的感召下，终于迎来体制机制的创新，即以分院社区负责人及骨干为核心的合伙人制改革。各家基层医疗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技术突破、模式创新、协同效应、人文情怀，业务屡创新高。谁说今日社会阶层固化难以突破，上升通道已经封闭？我突然想起一位长者讲过的那句著名的话：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如同伟大诗人与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在他那首《Anthem》的歌里写道：“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把时间的尺度拉长到10年，你就会发现，所有国运裹挟下阶层固化的突破，都不是你我所能左右。就如同10年后你在春晚已经找不到本山大叔，而被讽刺为“消费降级”的拼多多、快手、趣头条却风起云涌。我希望，当大潮袭来时，我们选择站在理性一边，站在开放一边，站在趋势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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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张床位俱乐部的形成，为医院并购的上半场做了圆满的注解。在这场集结了混改、医改、体制、资本、供应链、人员安置等诸多复杂的运动式行业巨变中，我始终认为，医院并购中，20%是投资工作，80%是社会管理工作。

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连续性、历史性与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着混合人群、混合建筑、混合文化、混和宗教的兼容并包的城市。无数人怀揣对耶路撒冷的梦想与狂热，而源于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等错综复杂的纠葛与爱恨，又驱使他们将占有这座城市当作实现梦想与信仰的重要方式。这座城市不符合各大宗教、各大民族与各大政府对于城市的定义与分类，几千年来，这座城市一直被窥视、被争夺、被占领、被摧毁、被重建，也被朝拜。

纷争，蝶变，进步，历史周而复始。大型综合医疗集团的形成，既是一部创业史，也是一部纷争史。

2009年，新医改开始，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成为新医改主要倡导的内容之一；2013年，国家密集出台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政策，彻底引爆市场对社会资本办医的投资热情。在这之前，无论是华源集团收购新乡多家公立医院，还是宿迁医改集体民营化，亦或是部队医院肿瘤科室合作，医疗机构的改革与投资多是在缺乏顶层设计与法律规范的背景下碎片化地进行。

直到2013年底，国内一北一南两大国字号医疗集团诞生：一家背靠大型医学院校，拥有无可比拟的品牌优势与专家资源；一家背靠大型央企，拥有不可复制的政府关系与资金优势。无论你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任何想在医疗服务领域进行探索、投资或研究的机构或个人，都对这两大医疗集团无法忽视。

变化来得远比想象的快。2014年4月与2014年12月，两家医疗集团的高层发生重大变化，高歌猛进打造综合医院集团的序曲戛然而止。众多心怀梦想而因此离开的医疗人，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怆味道，并重新在市场找寻践行初心的平台。

之后的几年，如同战国时代，烽烟四起，合纵连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论是依托政府关系自上而下的高举高打，还是依托资金优势高价拿下项目的无所畏惧，亦或是通过上市公司平台实现市值管理的资本运作，在2018年的下半年，万张床位俱乐部的概念被媒体引爆，几家大型社会资本投资的综合性医疗集团格局初定。

如同任何运动式的行业发展一样，你守候什么，就成为什么。以顶层关系为主导的收购行为，频繁发生员工不稳定事件，那些拉横幅或上街的普通职工，他们需要交流、需要平等、需要了解规则、需要预知未来。以行政性划拨为主导的收购行为，则只是资产的简单易主与叠加。卫生健康委马晓伟主任都说，“公立医院改革是一场利益调整”，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你听过任何性质不变、机制不变、利益不变、身份不变、模式不变、宗旨不变的成功改革吗？而那些以价格战或市值管理为主导的收购行为，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迅速变冷的今天，成了第一批沙滩上的裸泳者，恒康医疗易主、贵州益佰出售淮南朝阳医院、华夏天健清盘。这个名单还在继续增加。那些当年希望价高者得的医院决策者，在刚熟悉了投资方之后，又迅速被推到下一个不确定的买家手里。医院最珍贵的资产，是人和人心。失去人心，即失去文化，失去希望，失去未来。

《墨子·非攻上》写道：“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相比战国时的儒家回避战争只讲治国、道家不问世事一心求道、纵横游说列国竞相争霸，墨子的兼爱与非攻，在当时可谓一枝独秀。

兼爱与非攻，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于我看来，更适用于今天的综合医院投资。很幸运，在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新里程医院集团拿到了万张床位俱乐部的门票。在一路奔跑的路上，我们始终把员工支持放在医院投资的首位。那些把青春与热血都奉献给医院的普通职工，他们一代甚至两代人都生活在医院，他们在升职加薪都无望的背景下从没放弃过自己，他们在迷茫与焦虑中等待改革的曙光，他们希望去掉机制的束缚重新拥抱全新的自己。因此，所有普通职工对投资方背景、绩效改革、科室发展、晋升机制、医疗资源、工作方式、企业文化等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他们在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坚持、守望、无助、抗争、激动、切盼，他们在职代会上的焦虑、质疑、挑战、不解、迷茫、不安、期待，我都有切肤之感。改革就是要解决并实现职工待遇有保障、事业有舞台、专业有成就、晋升有通道、成果有分享、情感有归属，只有所有职工与我们同行并相互成就，伟大的梦想，才能热情盛开绽放。

纵观让国人膜拜的HMO鼻祖凯撒医疗，始于1933年Sidney Garfield医生在加州沙漠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创预付费医疗服务模式雏形，直到1955年，凯撒永久医疗的框架才得以建立。而作为全球最大的营利性医疗集团美国医院集团公司（HCA），成立于1968年，总床位数超过4万张，期间经历三次上市与两次私有化退市，如今市值超400亿美元，距今发展已过半个世纪。

习主席说过，“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对于国内大型综合医疗集团来说，短短几年即拥有超过万张床位的规模，这是时代风口给予我们的幸运。再过三五年，国内也必将出现床位超过4万张床的超级医疗集团。而美国医院集团公司在成立之后43年的2011年，才达到四万张床位规模。

在医保供给压力和老龄化不备而至的国运裹挟下，大型综合医疗集团更大的时代机遇，在于解决医疗行业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又是国运指挥下另一个庞大的结构性的改革机遇。而要做到这点，需要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我们必须首先是社会资本办医的改革者和引领者，其次才是一家大型医疗集团。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预言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亲手去创造。”打破医生资源的供给垄断、改造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优化规模扩张过程中的费用控制、追求医疗市场的公益公平与效率、实现让人人享有更美好的健康服务，才是我们这代人与这一代大型医疗集团的终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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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医疗服务是一个既严肃又残酷的行业，它靠生命的情怀支撑，又被经营的数据拷问。时间还是站在坚守情怀的那一边。互联网的舞台换了，产业互联网扑面而来。那些长期专注线下的医疗服务机构，他们的价值终于迎来枯木逢春时。

经过了诸多人造风口坍塌的2018年，我们更清醒的看到，所有商业模式的创新，都要回归商业本质。对于医疗，无论你用多么花哨的语言描绘出多么性感的场景，最终都要回归治病救人的本源。

互联网医疗亦是如此。2018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既鼓励创新又包容审慎，且明确提出，发展互联网医院依托实体医院。即使有政策加持的互联网医疗，在资本砸了上百亿美元之后，依然只是在线上卖药和线上卖保险的商城业务中变现，而且你还得背靠有资源的大树。但缺少线下医疗机构支持的线上业务，在政策与实操中频繁遇到各种障碍，线上业务的天花板触手可及。

如同轻问诊模式已被证实政策上不可取商业变现上也不可靠一样，必须在拥有足够庞大的患者量及足够有质量的患者数据之后，流量才能发挥价值。十万亿级的大健康市场，却很难让互联网人觉得近在咫尺举重若轻。于是，乘着产业互联网的东风，风向蓦然就变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开始投资或自建线下医疗机构，那些刚完成融资的互联网医疗公司第一件事也是制定投资线下连锁医疗机构的庞大计划。重资产的医疗机构具有强大的壁垒和竞争力，它拥有稳定而有质量的患者人群，本身就具有入口价值。“互联网+医疗健康”在经过改革风口、政策博弈、资本加持、反复试错之后，终于切换到了正确的跑道。不管生活多么杂草丛生，前路仍有希望可循。

医生集团亦是如此。经过2014-2016年的人造风口与资本炒作，除了掀起一阵医生创业的热潮，多数只是“飞刀”联合体的医生集团，如今成了如烟往事，多少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那些坚持下来的医生集团，终于从轻公司变成了重公司。融资几乎都用来了铺设线下机构，门诊部、培训中心、手术中心、专科医院。在医疗信息化、医疗质量、医疗控费、监管措施越来越严格的今天，医生集团或者自建医疗机构，或者与大型医疗集团紧密合作。

几年前我曾看到一份商业计划书，一个以移动手术平台为业务的医生集团，立志成为医疗行业的“滴滴打车”，以解决医患资源不匹配的社会问题。所有的商业模式创新都不能违背常识。医疗服务领域最难标准化的就是外科手术，而且，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医学人文。互联网技术也好，人工智能也罢，更多是支撑医学，而非主导医学。这家公司一个电话搞定天使投资的故事，一个热血沸腾的移动手术的风口，一群名校出身的高管、多家知名基金的背书，如今的你们，都还好吗？曾经的融资，都花了吗？当初的故事，都还在吗？   

第三方独立医疗机构亦是如此。在政策大力支持独立设置的检验中心、病理中心、影像中心、消毒供应中心、血液净化中心、康复医疗中心、健康管理中心等第三方机构的一段时间，资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狂热，实际运营的第三方机构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速增长。政策只提供一个门槛，回归常识的商业模式才可以支持企业走得更远。在经历医保控费、医保总额限制、取消药品加成、开始取消耗材加成之后，医院如果把影像、检验、病理等检查业务都外包给第三方，那么医院就成了没有任何利润点的物业。只动存量，从现有医院业务中切走蛋糕，这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只有以增量为出发点做大蛋糕、以技术为增长点做强科室、以运营为支撑点做低成本，第三方独立医疗机构与医院才能共生共荣。

古往今来的很多变革，从王安石到张居正，从庆历新政到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的内部变革如此之难，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分配利益。当遇到寒流和挫折时，这些改革往往就会停下脚步、偃旗息鼓。医改是个世界性难题，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同样面临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如此艰难的行业格局下，无论是互联网医疗，还是医生集团、第三方独立医疗机构，商业模式的创新亟需常识回归、运营回归、人文回归、价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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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与生命息息相关。无论面临多大的改革或经营压力，到任何一家医院的病房转转，压力随即放下，脑中亦浮现出金庸先生写的那句话：看看那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舍，亦复如斯。

过去的2018年，把医疗行业置放于全球波澜壮阔的景象中，同样让人心潮澎湃。无论是国企医院改制的大刀阔斧，还是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集体问责，无论是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政策落地，还是带量采购政策出台后医药股的6000亿市值蒸发，无论是医疗保障局的闪亮登场，还是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鼓励探索，如同重庆公交车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一样，面对这个十万亿级的医疗市场改革，大家同在一辆高速行驶的车上，谁也不是旁观者，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2019倏然而至。跨年的仪式感留给年轻人，企业的责任感留给中年人。不经意回望穿梭的时光，如同从全世界路过的高铁。1999年，“巴蜀五君子”之一的诗人张枣，写下那首著名的诗《镜中》：“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20年后，已无南山梅花。记得年少骑竹马，不觉已是白头翁。

同样的1999年，南方周末新年贺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写出了影响和激励了一代人青春的文字，“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 如今，南周已远，信仰犹存。

我们无法选择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和怎样的世界，但我们可以选择追求什么、拥抱什么、崇尚什么、坚守什么、信仰什么。即使我们所追求和坚守的梦想在时代的大潮中显得那么弱不禁风，但坚守梦想，就是一种可以让人泪流满面的力量。正如《肖申克的救赎》那句经典台词所说，“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 

一路扎根医疗服务的我们，一路同行的我们，终将成为后来的我们。但愿，知世故而不世故，处江湖而不江湖，那就是时代给予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